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为有效监测我国资本市场与实体部门的金融风险溢出，本文通过TVPVAR模型测度了金融风险动态溢出指数和吸收指数，利用有向网络拓扑结构考察金融风险主要溢出路径和特殊时期演变规律，再基于TVPFAVAR模型实证研究宏观政策的金融风险溢出调控效果。研究表明，（1）金融风险溢出效应在2015年后增强，各资本市场与实体部门的风险溢出效应呈非线性。（2）在金融系统内，“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政府部门→企业部门”是主要的风险溢出路径，且次贷危机时期风险溢出效应显著增强，尤其是股票市场，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时期的风险溢出路径更为复杂。（3）从宏观政策调控效果看，次贷危机期间，提高货币市场利率、降低货币增速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风险溢出的调控效果更显著，而疫情期间，财政政策和外汇干预政策的调控效果更显著。上述结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地方债务水平不仅关系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同时也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基于企业创新与政府信用双重视角，使用中国284个地级市2013—2022年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识别了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企业创新和政府信用在该影响机制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对不同地区、不同财政自给率水平的城市以及不同类型债务结构来说，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以上结果在进行调整解释变量、变更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标准、门槛效应检验等一系列检验后保持稳健。笔者据此提出转变城市发展思维，构建新型政府与企业关系等政策建议。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呈现出财政纵向失衡的典型特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依赖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体制安排与激励设计，既要保证中央权威又需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财政纵向失衡的体制安排表明，中央政府在“赋权-控权”的过程中主导着财政体制改革方向，同时注重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发展积极性，寻求调动地方经济积极性与维护中央权威的动态平衡，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财政激励制度。然而，财政纵向失衡在激励地方政府经济竞争行为的同时，也会诱发地方政府的偏离行为，此时需要中央政府的干预和纠偏。合理解释财政纵向失衡安排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约束，深入刻画中央财政控权与地方自主理性行为之间的动态博弈，是深刻理解中国式财政改革逻辑的关键。由此，未来推动现代化财政体制改革应延伸至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引导和重塑，由激励机制的单向逻辑走向治理权力的综合逻辑，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本文首先运用大量货币政策市场松紧状态反映变量数据，通过MITVPFAVAR模型定量测度中国灵活动态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迁指数，并基于《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检验其拟合效果和前瞻指引功效。进一步地，本文基于时变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货币政策与产出和通货膨胀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时变检验，在此基础上运用LP法分析货币政策的增长效应和价格效应。结果表明：第一，灵活动态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迁指数的时变属性和动态特征明显，对《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静态调控取向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同时能够准确揭示出货币政策松紧状态的微观变迁过程。第二，样本区间大多数时期内，灵活动态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迁指数与经济基本面变量之间具有稳定的时变Granger因果关系。第三，样本区间内，货币政策的增长效应和价格效应明显。不同松紧状态下，货币政策的“饥饿效应”和“宿醉效应”存在差异。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利用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用Python文本分析技术来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Kim和Verrecchia（2001）［1］的方法测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这种作用在内部治理水平低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中更明显，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部分替代内部治理水平和产品市场竞争对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其次，利用工具变量法、熵平衡匹配、反向因果识别等来缓解数字化转型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潜在的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最后，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吸引更多分析师进行实地调研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本文的研究结果解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仅拓展和丰富了资本市场中微观主体信息有效性研究，还为更好地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助力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频迭代，媒体在资本市场中愈发重要，故明确媒体在信息传播鸿沟中作用至关重要。本文以2012—2020年深交所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地调研场景下媒体报道在信息传递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媒体报道表现出“鸿沟扩大”效应，即实地调研窗口期媒体报道越多，公司内部人交易获利越多，在引入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媒体报道语调越乐观，“鸿沟扩大”效应越明显，公司内部人越可能利用信息优势在卖出交易中获利；第三，公司治理质量越高，媒体报道“鸿沟扩大”效应越弱，内部人越难利用信息优势获利。研究为明确媒体报道在信息传递中的作用提供证据，也为实地调研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和提升公司治理质量提供依据。

稳定的供应链关系对于经济安全平稳运行以及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供应链关系视角考察了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客户稳定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实证结果发现：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与客户稳定性显著正相关，并且该影响在自愿性披露和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要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及改善公司治理来增强客户稳定性。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拓展至供应链关系上，研究结论对供应商企业如何维护客户稳定性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研究GDP增长率的概率分布，可以掌握经济增长的可能范围和经济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决策者评估经济增长的风险和挑战，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本文基于分位数因子模型（Quantile Factor Models,QFM），从高维宏观经济变量中提取分位数因子，拟合以分位数因子为条件的GDP增长率概率分布。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分位数因子可为经济预测提供额外解释信息，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第二，样本期间条件概率密度拟合结果表明QFM对GDP增长率的短期预测效果较好；第三，对比以分位数因子为条件和以实际GDP增长率为条件的两种概率分布，分位数因子为条件的分布在经济受到冲击时不确定性增大。本文对GDP增长率分布预测的研究与传统的均值预测相比，能提供比较全面和精确的经济预测信息，为经济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研究提供新思路，为经济波动机制的深入理解提供支持。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检验证实：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源自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笔者依据相关公司治理理论，以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样本有效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正相关；资金支持、内部控制水平、技术升级中介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以劳动密集程度和技术密集程度为代表的要素密集程度正向调节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企业规模和劳动调整成本则发挥反向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将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性等相关理论原理尝试性地运用于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研究，从一系列检验诸多相关要素的有机联系上证实了企业ESG表现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丰富了纸飞机国外app下载 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以改善ESG表现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职场负面八卦影响员工个体工作繁荣有其客观性和内在机制。笔者基于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运用SPSS 250软件，通过对来自三个时点之267位企业员工追踪问卷调研的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实证检验了职场负面八卦与员工个体工作繁荣的内在关联性。检验证实：职场负面八卦与员工个体工作繁荣负相关；职场焦虑中介职场负面八卦对员工个体工作繁荣的影响；主动性人格在职场负面八卦影响员工个体工作繁荣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本文以实证检验揭示了职场负面八卦影响员工个体工作繁荣的内在机制，拓展了情绪认知评价理论的应用范围,丰富了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通过有效防范和控制职场负面八卦以避免员工个体工作繁荣下降提供理论依据。